一个狗娘养的自白 严酷的老师

  简内特·安·纽哈斯是洛莱塔和艾尔·纽哈斯的女儿,1955年4月22日出生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。
  她是撒纸追踪游戏农场的总裁和拥有人,撒纸追踪游戏农场在弗吉尼亚州米德尔伯格,是一个提供驯马、骑马训练和寄宿服务的马场,她以前在洛杉矶的保尔-赫斯丁斯-简诺夫斯基-沃尔克事务所当过见习律师。
  她有佛罗里达大学英语和政治科学学士学位,还有范得比尔特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。
  她嫁给了约瑟夫·克奇,出生于瑞士苏黎世。
  简·纽哈斯发的成绩单
  “你父亲当真是一个婊子养的吗?”
  自从这本书将要出版的消息传开以后,我的很多朋友就不断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了。
  多年以来,人们一直都想知道,有艾尔·纽哈斯这么一个人当父亲是什么样的感觉。但是,人们对他产生好奇心,主要还是因为他是加内特公司的主席和《今日美国》的创始人。这一点谈起来就比较容易了。
  困难得多的一个问题是,我老爸到底是不是一个婊子养的。自我小时候起,艾尔总是对我说:“如果有疑问,那就讲真话。”
  因此就有如下的结论:是的,他有时候是个婊子养的。但是,只是在他需要当这么一个人的时候,他才是一个婊子养的。他也是一个诚实的人,一个有话直说的人,坚定而公正。他有爱心,他支持别人。
  作为我在弗吉尼亚米德尔伯格马场的业务合伙人,他态度十分强硬,他并不接受任何借口。但是,现在,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经营方面的事情,我为某些人感到难过,他们只是想拿着哈佛或沃顿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出来混事。
  作为媒体大鳄,他为人十分慷慨。我很喜欢坐他的豪华轿车,坐他公司的喷汽式飞机,跟他一起参加与公司总裁们的会议。作为父亲,在我需要的时候他总会到场。
  我对父亲的回忆,最早可以想到我们在迈阿密生活的那段时期,当时我快有6岁了。他在《迈阿密论坛报》当记者,根据大多数标准,他都是一位普通的父亲。我们没有多少钱,但我并不知情。
  发工资的日子,他经常会带些好吃的东西回家,有时候在周末,我们一家人会“出门吃饭”,通常是去白色城堡。我哥哥有一艘机器人登陆艇,我有一个饶舌妇卡茜玩具。
  有时候,他周末也在家里干活,因此有很多时间跟我们一起玩。但是,哪怕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,每一次经验也都是人生的一个教训。
  他教我们骑自行车,那种方式相当清晰地说明他教育我们度过人生的方式。跟大多数孩子一样,我们先从训练踏空轮开始。但是,在我们掌握技巧之前,他就把我们从空轮上抱下来,直接送到自行车上去,推我们一把就上路了。
  这个方法有其不利的地方。1960年圣诞节刚过完,我们一家就搬到了底特律,当时,我只有6岁,一家人住在一个住宅新区里,中间有一个公园把我们与内城的贫民窟分开。父亲常常将我推到自行车上,让我顺着公园骑,等我骑回到出发点的时候,他一把捉住自行车才能停下。
  有一回,我骑在半路的时候,被一伙小青年拦住了,他们挡住了我前面的去路。我朝他们撞去,当然,他们没有扶住我。我重重地摔在地上,爬起来跨过公园朝父亲那边跑去。此后,他教我如何自己想办法停车。
  8岁就教我如何虚张声势
  游戏是我们一家人相聚的方式之一。我8岁就开始玩扑克,父亲教我如何尽力虚张声势。
  艾尔设的赌注很公平,他规定我们只能用便士玩,并且宣布任何人输的钱不得超过50美分,这当然就意味着谁也不能赢到多于1.5美元的钱。但是,我很快就明白了,真正的刺激不是赢钱,而是如何胜过对方的智力。难的是如何虚张声势,如何看对手的脸色。也许更重要的是,我因此明白了该收手的时候就要收手,要等待下次机会来临。
  他教我们如何在垄断者游戏中做交易。我很快就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全部战略,因此不容许任何东西阻止我达成交易,去收购木板人行道和停车场。我父亲利用了这个方法,他会把所有的小地产买下来。每次轮到他的时候,他都会用自己的东西跟别人达成一个交易,与谁达成什么样的交易他并不关心。猜猜谁赢了?我最后会拿到木板人行道和停车场,这里有很大的抵押,而我父亲却拥有了其他所有的地方,他在加内特公司就是这么干的。
  在我们家里,讲求纪律是很认真的事情。有整整一套规则是我们大家都必须要遵守的,如果照办,我们会得表扬,否则我们会受罚。
  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,惩罚的形式是打屁股。他从来都不会当场打我们或教训我们。如果我们破坏了规则,他会让我们回到房间去等待判刑。他会单独到我们的房间去,冷静而理性地分析情形。
  他会相当清晰地说明我们在哪个地方做错了,我们为什么会受惩罚。我们事先会得到被打的次数,如果一个被打的次数超过另一个,通常是我哥哥挨打的次数多,他也会事先说明为什么。
  等我们长大一些之后,惩罚就变成了对我们活动的限制。我哥哥变成一个优秀学生,从来不做任何错事。我玩得多些,但从来不做任何我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事情。
  我们家里单辟了一个房间,我们称为狼窝。我父亲要在里面工作,我们家的会议也是在那里面开的,一般家里的大事都要在里面商量。
  我的限制主要跟我的学习成绩有关。他会限制我打电话的权利,目的是想让我有更多时间看书。这样的限制总是以书面形式发出的。我觉得那就是我骨子里产生当律师念头的根源了。
  我现在还保留着一张协议,是我读高中的时候他下的书面通知,因为我有一个学期的成绩不如人意。那张协议的内容包括:
  如果出现介乎两者之间的情况,权利和限制也许会增大或减小,这要看你在与家人的总体态度上的情况。
  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限制措施,目的是希望它们能够让你在娱乐、努力和成就上达成合适的平衡,这样一来,你将来也许就可以得到无限制的特权。
  那张协议上有我母亲和父亲两个人的签名,他还特别留下一个地方供我签字,那个签字行前面有一句:“我明白。”除了签字以外,我并没有其他选择,但是我加上了一句话:“但我并不同意。”让人奇怪的是,他竟然就让我加上了那句话。
  与一个陌生人共有一个父亲
  我17岁那年,父母离婚了。有一天,艾尔对我说,他和我母亲希望跟我一起开一个家庭会议。我费力思考,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又被他们发现了。
  他建议我们就在客厅里开会,而不去他们的“狼窝”,我真是一下子不知所措了。我以为他会告诉我说某人死了。
  他对我说话的时候,眼里含着泪水,谈了很多,说我们彼此对大家如何重要,说这一点永远也不会改变。我母亲没有说多少话,我假定那是她的主意,当然不是她的主意。
  我父母想尽了办法,确保我能够在离婚的事情上尽可能少受打击。没有打斗的情形,也没有看得见的埋怨。我父亲经常还过来一起吃晚餐,过节的时候也会来。
  艾尔开始跟罗里·威尔逊约会的时候,事情就比较麻烦了。她并不努力装出是我们的母亲的样子,但她很乐意保护我父亲。这就难办了,他最早是属于我们的。
  他告诉我说他们准备结婚时,尽量是轻描淡写的样子,说只不过有一个小小的仪式,说如果我有时间来参加的话,那他一定会很乐意。我觉得我去不去对他并不重要,因此决定不去参加。走运的是,我母亲倒是动员我去了。
  他们的婚姻没有维持多久,但是,在这段时期,我觉得罗里和我之间的关系还不错。有一天,她的女儿基姆告诉我,说罗里曾经讲过这样的话,“简有可能在一条黑暗胡同里拿刀割掉人家的睾丸,之后想都不想此事。”此后,我与罗里在一起就很不自然了。
  他们离婚以后,艾尔宣布他再也不结婚了。他看起来对这个决定很是满意。我觉得他应该让自己有选择的余地,他在别的所有事情上都是这么对我们讲的。
  我读高中的时候,经常喜欢带朋友到家里玩,父亲总记得跟他们打个招呼。他会大踏步走进房间,伸出手来说:“大家好,我是艾尔·纽哈斯。”大部分男孩子都会咕哝咕哝一些“您好”的话,手却插在口袋里不肯拿出来,而姑娘们则只会叽叽傻笑,之后他会试着跟大家闲聊一番。我总是感到十分难堪,但是,他愿意跟我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倒使我十分感激。
  尽管我约会的大部分男孩子都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女婿形象,但他从来都不批评他们。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佛罗里达普朗特城来的一个人约会。他的朋友们都称他是“砂子”,他有一头长发,还有山羊胡子。他玩福斯球(相当于现在的游戏厅游戏),还穿格子花呢化纤西服和绿色的高跟鞋。艾尔从来都记不住他的名字,只称他是“速可达摩托车”。
  但是,我父亲对他不错。他说他觉得“速可达”是个不错的小伙子,他总是想办法在任何人际关系中发现好的一面。
  这可并不是说他就没有一点保护人的意思。他只是很小心地处理事情,不想引起摩擦。当父亲第一次跟我现在的丈夫约瑟夫见面时,我们正在欧洲旅行。约瑟夫高个子,长得很帅,金发碧眼,是蓝眼睛瑞士人。他是骑马教练,他是在洛杉矶偷走我的心的。
  我在巴黎离开父亲,到苏黎世去见约瑟夫,而且打算如果事情顺利的话,准备带他回巴黎去。父亲说得很明白,说我应该给自己留下选择的余地,如果事情不顺利,我应该很轻松地一个人回到巴黎。事实上,他说,我应该记住,巴黎只是很短的一个回程,如果不想在那边过夜,我根本就没有必要在那里过夜,说他会理解的。
  他很关心我,这使我十分感激。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,但是父亲还在一旁指导我,照顾我,如果不慎跌倒,他随时准备伸手搭救,帮我拍拍灰重新站起来,想到这些,那是让人十分安慰的事情。
  约瑟夫真的跟我回了巴黎,父亲又是平时那种迷人的样子,他用自己结结巴巴的德语跟约瑟夫谈话。他甚至问我,是否想把乔治五世宾馆的房间换一下,这样一来,两张单人床就可以换成一张双人床。
  这是我父亲典型的做法。尽管他明显看出那是个瑞士的花花公子,看见我跟这样一个人陷得那么深而有些疑心,但是,他总想让我明白,我有绝对的自由,我自己想让两个人的关系往哪里发展都行。就如同将我扶上自行车,让我自己一个人围着公园转圈。只是到现在,我才明白一切都应该是由自己来踩刹车板。
  借口并不重要
  艾尔是我业务上的伙伴,跟他学到的东西是我在教室里呆上100年也学不到的。他凡事计划周密,可是他耐心又不够。他总是停不下来,总是想朝前奔。
  他态度强硬,有时候不近人情。他说,这就是人生的现实。他一般来说还算是公平的,而且总是对的。他从来不让你给予少于100%的东西,他也不接受借口。他觉得,如果经受过像他在《南达体育报》上承受过的失败,那么,人人都应该过上好生活。
  他所应用的经济学背后的理论是非常简单的。你需要有足够多的钱才能支付租金,而且还必须留有准备金。但实践这种理论却不容易,你永远不能把任何东西留给机会,永远也不能退而求其次,也不能靠省钱过上好生活。最重要的是,你永远也不能让律师告诉你如何管理自己的业务。
  我仍然生动地记得,有这么一天,就在我们在农场上准备盛大开场仪式的前不久,我们路牌已经送到,并在米德尔伯格东边的50号公路边上的农场前竖起来了,是用手涂的油漆,非常漂亮,而且显示出我们的撒纸追踪游戏公司的名称和徽标。我已经小心地确保牌子的尺寸要符合当地的城市规划要求。
  那天,父亲到了农场,我跑出去,满怀热情地听他对那块牌子的意见。他并没有注意到,他说。我们沿着车道开过去,这样就可以让他看见牌子。他只是站在牌子跟前,什么话都没有说。我知道自己得到的答案不是什么好听的话,但是,我还是继续问他,到底对牌子有什么看法。
  “这他妈的真是一场灾难。根本就不起作用。如果你不在两天内把牌子换掉,那你们的开场仪式最好就不要搞了,因为没有人会注意到你们在这里,而且你们的生意永远也火不起来。”我仍然没有听明白,我问为什么。“太他妈小了。谁都看不见。”怪不得他开进来的时候假装没有看见。
  我耐心地对他解释,说标志牌不能太大,否则就会违犯城市规划。那是一个大错,我听过“你不能让愚蠢的律师帮助你管理企业”的课程,“如果你们请的愚蠢律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弄更大的标志牌,那你们需要一名新律师。”
  我一下子哭起来,他口气软一点了,告诉我说,不能拿他的话全往心里装。如果有办法,一定要把牌子换掉,如果没有办法,那就承受一点损失,汲取一点犯错误的教训。那个牌子还是原来的样子。
  直到今天,每当我们谈起公众对撒纸追踪游戏农场的强烈反应,他总是会大笑起来,说:“如果你们做更大一些的牌子,想像一下吧,你们的客户可能会多得多。”我现在也可以对此付之一笑了。
  父亲总是全力支持我在生活中所做的任何选择,他从来不给我施加压力,非得这样或那样走。我告诉他说,不想在洛杉矶舒舒服服地干公司律师的活了,我想去弄马场的事情,他眉毛都不曾眨一下。
  我想去做的事情对他并没有那么重要,他关心的是我是否做得幸福愉快,100%地追求,但要给自己留下余地,以便将来还可以走别的路。
  在我长大的过程中,我明白了他一直对我有信心,知道我会在生活里有所成就。背后有艾尔·纽哈斯这么一个人支持是多么让人鼓舞的一件事情啊,但并不总是轻松的。他有很高的要求,他让我总是对自己提出最高的要求。他差不多就要让我相信,自己是能够达到这样的高要求的。
  父爱留言
  我父亲很迷信把一些话写在纸上,多年以来,他给我留上了大量的字条。我有一张字条保留着,是我14岁的时候他写给我的。当我需要一点鼓励的时候,经常会拿出来读一读。这张字条总是会让我哭起来。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这字条的一部分内容:
  我因为多重原因而喜欢你,赞美你。你很聪明、心地好、喜欢帮助人,而且长得也漂亮,对生活总是充满激情。你已经做的一切都让我感到自豪,你将来准备做的很多事情也会让我自豪……有朝一日,你一定会成为杰出的女性。你有真才实学,有能力完成对你和你的亲朋好友来说很重要的一切事情……你很走运,因为在你生活的时代,姑娘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而且能够实现自己想要成就的梦想。我永远都会为你所做的事情和将来要完成的事业鼓掌,无论是亲自到场还是在精神上鼓励你……
  艾尔·纽哈斯是什么样的人,他成就了什么样的事业,我都会为他鼓掌,无论是亲自到场还是在精神上支持他。他是一名新闻工作者,一位公司高层管理人员,而且最重要的是,他是我父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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