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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二天早上，我起得很早，摇铃召唤男服务员，用他送来的热水洗了脸，我又让他把我的旅行制服和穿脏了的内衣拿去洗。为了在必要的时候能穿上正式的制服，我换上了带在包里的便衣，锁上门；为了不至于把戈尔洛夫从沉睡中惊醒，我轻轻地敲了几下他的门。听到里面没有任何响动，我就让他继续休息，自己先下了楼。
　　我在餐厅吃了早饭，有茶、奶酪和黑面包。和前一天晚上一样，在这个充满活力的世界上我独自一人仍感到一种奇妙的轻松愉快、朝气勃发。饭后我上楼去拿上衣，仍听不到戈尔洛夫房内有任何动静，便转身来到楼下，出门上街去。
　　虽然圣彼得堡位于地球的北半球，冬天很晚才见到太阳，但夏天阳光一点也不少——这一点我在伦敦的时候就听说了。现在是四月初，早上八点钟，我正在芬兰湾的边缘。冰冻的大地吱吱地冒出雾气，那是要融化的前奏。黄色的晨光把雾气染成黄油一样。街道上不时有雪橇滑过。
　　看到佩奥特里坐在前门的雪橇上等候着，我很惊讶。“早上好！”我希望自己脸上的笑容能够让他明白我在说什么。他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，显然是希望帮我的忙。我高兴地走上前去，告诉他：“特南斯基胡同。【原文为俄语。――译注】”他笑着转过身去，用格格的舌音召唤马儿。
　　任何一座城市都有两副面孔：标志性建筑物高傲的面庞和贫民窟穷苦、肮脏的鬼脸。但在我见过的城市中圣彼得堡的贫富对比是最不和谐的。开始看到鳞次栉比的豪华住宅、教堂和公共建筑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这里可以跟任何一座欧洲城市相媲美——维也纳、柏林、斯德哥尔摩——但是在俄语区和德语郊区交界的一条主干运河上面，我们的雪橇驶过一座横跨其间的木桥时，我发现我们把欧洲抛在了后面，重新进入了俄国。没有装修的灰色房屋蹲伏在冰冻的地上，宛如凝固的雾，下半截有洪水浸泡的痕迹，地基上的木板有的腐烂了，但上半截木料上的锯齿尚存，表明这些结构并不古老。沙皇彼得一世为了给这个内陆国家找到一个港口，击退了瑞典人，在沼泽地上建立了这座城市。这座城市位于寒冷的海湾岸边。在过去的七十五年中工人们就住在我们经过的工棚里，不停地向大自然发动战争，而这场战争是由他们的伟大沙皇打响的：挖掘运河，为河流改道，抽干沼泽地上的积水，营造建筑。在主干运河的沿岸，到处可见劳作的人们，他们喊声震天，仿佛相信单凭吼叫就可以让大海和严寒退却。一队队带着镣铐的人把成堆的木料、石头拖到木匠们拉锯和抡锤子的工地上。几个工程师用德语发布命令；作为回应，监工们一边用鞭子抽打带着镣铐的人们，一边用俄语吆喝着。我估计这些苦力都是犯人，但又惊讶地瞥见一群人在走了很长一段路、把东西拉到目的地之后，卸下身上的镣铐，来到另一堆木料跟前，又给自己重新带上镣铐。他们把带镣铐和挨鞭子看作是很平常的事情。
　　佩奥特里把我带到涅瓦河边一条宽阔的大道上。这里，河流底下是流水，河面上结实的冰块映着蔚蓝的天空。大道与河堤之间耸立着高大的屋宇，像德国的市政厅一般宽阔，又像法国的鼻烟盒那样精致。“五号，【原文为俄语。――译注】”我对佩奥特里说。
　　不一会儿，我就下了马车，走进了一条两边有房屋、覆盖着积雪的街道。我站在一幢豪华住宅前，屋顶上飘扬着法国国旗，表明这儿住的是法国驻叶卡捷琳娜帝国的大使。
　　我走到门口，敲了敲门；门一开，我就念着事先准备好的话：“早上好。我叫基兰·塞尔科克。我要把这封信交给……【原文为法语。――译注】”
　　我发现开门的不是仆人，而是一个女孩子，便有些迟疑。她那赭色的卷发拖曳下来，露出一对闪亮的绿色眼珠。淡紫色的衣服要是换在别人身上会与肤色不协调，但在她身上却不然。她一只眼睛上面的眉毛扬起，另一只眼睛上面的眉毛下垂，那副模样自从第一眼看见我、还没有说话时起就一直没有改变，可以肯定她是故意这样的。可是她的眼睛却仔细地打量着我。“小姐，”我飞快地说着，向她鞠了一躬。她后退了几步，把我让进屋子的门厅，叹了一口气，仿佛一整天都在接待来客似的。
　　“你是说有一封信给我爸爸？”她用英语问道。口音显示她的母语是法语。“交给我吧，”她看到我停了一下，不耐烦地说：“给我吧，我爸爸这会儿正跟情妇在一起。你可以相信我！”
　　她眼里露出微笑，朝我伸出手来。我意识到我的窘迫使她很开心，而让人从窘迫到狼狈则是她习以为常的游戏。我这次用英语说：“我叫基兰·塞尔科克，是从美利坚来的。”
　　“我叫夏洛特·杜布瓦，”她行了一个屈膝礼，礼行得近乎戏弄，连头都没动一下。她再次伸出手来。“信呢？”
　　“信是要保密的——”
　　她一把从我的手里夺过信去，“哧”地一下子撕开来，然后大声朗读着：“请帮助这个叫基兰·塞尔科克的年轻人和他的朋友谢尔盖·戈尔洛夫，并为了两国的相互利益，给他们做必要的介绍。由本杰明·富兰克林亲笔签名！天啊，太有意思了！”
　　通过门厅的窗户她看到外面从马车上走下来一个身穿俄国制服、头上油光发亮、四肢笨拙地摆动着的年轻人，便停了下来。这个小伙子连门也不敲就大模大样地走了进来，看到我似乎有点纳闷。杜布瓦小姐很随意地跟他打招呼，仿佛是运来了一件家具。“你来了，罗德昂！”她说。“到客厅里去吧，一会儿我就来陪你。”她牵着小伙子的手臂，把他拉进客厅的门内，随手把门关上，然后转身对我说：“可惜不能现在拜访你，你看，我有一个事先定好的约会。不过我会把这个交给我爸爸的。你可以......信赖我。”
　　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仿佛是要证实我完全听懂了她最后一句话的后半部分，然后把信塞进胸口，噌地一下子钻进客厅，让我自己走出屋子。
　　一个小时之后，戈尔洛夫、佩奥特里和我坐在“白雁”客栈的餐厅里。我们的桌子靠着窗户。戈尔洛夫狼吞虎咽地吃着，我痛斥自己的愚蠢：“我真是个大傻瓜！那封价值连城的介绍信——让我扔进一个小妞的胸脯里了。”
　　戈尔洛夫抬起头来问：“她的胸脯？”
　　“不是我塞进去的，是她自己放进去的。”
　　“是她放进去的？”他若有所思。“那个小妞漂亮吗？”
　　“戈尔洛夫，你一点也不懂，你这个大笨蛋傻帽！我是一个乡巴佬。我犯了大错。我丢掉了咱们仅有的一点点机会——”
　　我戛然而止，因为一辆四匹白马拉着的豪华马车雷鸣般驶来，在我们窗户外面停住了。马车有绒毛的衬垫，蓝色的流苏在车顶和马匹的缰绳上飘扬。一个使者——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他——穿着一件鲜红的上衣，有褶边的衣领围护着脖子，犹如斗鸡身上的羽毛，从马车里探出身来，踮着脚踩在淤泥上，走进了旅馆。
　　旅馆的侍者坐在前厅的办公桌后，我们在餐厅里可以看到他。这位身份显赫的人物走到侍者的办公桌前，低声说着什么。侍者看到这个使者惊呆了，朝餐厅做了一个手势，使者便来到餐厅门口。
　　“塞尔科克先生和戈尔洛夫先生，有请。【原文为法语。――译注】”使者用他那动人的男高音唱歌似的说。整个餐厅内的人都凝视着他。旅馆的侍者趔趄着站了起来，用手指着我。那个使者大步走到我们桌子跟前，每走一步总是脚远远地伸在下巴的前面。戈尔洛夫和我都哑口无言。可他比我更糟糕：他惊得一动也不动，僵直地坐在那里，弓着身子，手上还拿着刚才啃下了一块长条肉的烧鸡骨头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紧盯着这位使者，吊在牙齿上的那块鸡肉正把美味的油汁滴在下巴上。
　　那个使者用戴着白手套的手从鲜红的上衣内口袋掏出一个信封，然后双手捧着举过头顶。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，然后仿佛腰身是一个旋钮似的，弯着上半身，把信封准确地安放在桌子的边缘；接着他的上半身上抬，直到那只手回到原来的高度。然后，他又以肩膀为轴心，把手掌放到腰间。“戈尔洛夫伯爵，”他吟唱着，咔嚓一下来了个立正，然后深深地向这位名人鞠了一躬以示告别。我真有点庆幸：他把这样崇高的礼仪奉献给了戈尔洛夫，而不是我。而这时戈尔洛夫的嘴上还噙着那块足有半磅重、油水直滴的烧鸡肉。我正觉得自己比戈尔洛夫体面时，那个使者嘴上说着：“塞尔科克先生，”身子却明显地向佩奥特里立正鞠躬。然后，他脚跟在前，身体在后地走出了餐厅。
　　戈尔洛夫仍然没有动弹，牙齿仍咬着那一块鸡肉。我注意到他的下颌试探性地动了一下，又一下，再一下，最后由于不断加速的咀嚼，他把那块鸡肉吞进了张得大大的嘴里。下颌每动一下，他的理智似乎就恢复一丁点，这样，等他吞下那块鸡肉时，就完全恢复为原来的戈尔洛夫了。他用袖子擦了一下嘴唇，飞快地喝了一口啤酒，朝信封瞥了一眼，说：“是你在特南斯基胡同的熟人送来的，对吧？”
　　我拿起信封，从里面抽出一份请柬，上面写着秀丽的字迹。我大声朗读：“杜布瓦侯爵邀请你们光临舞会，定于——”我抬头看了一眼戈尔洛夫，“舞会明天晚上举行。”
　　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吸了口气，说：“嗨！我们贵族阶层的人士动作就是快！是不是呀，塞尔科克先生？”
　　当然，他最后那句话是冲着佩奥特里说的。
　　我对事情的进展很满意，甚至有点沾沾自喜。我告诉戈尔洛夫说我想休息一会儿，便回到房间。我一进门就发现有点不对劲——准确地说是一切都太对劲了：房间里的灰尘给人打扫过了，洗脸盆旁边的水罐又重新装满了水，床单给拂得平平展展。我还注意到地板擦过了，我的包被安放在餐桌下原来的位置上，纹丝不差。我找出装写字板的盒子，检查那一沓子信纸。
　　为了提醒自己盒子是否给人拨弄过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把写字纸中的一张放得跟其他的纸张错开位置。可以肯定那天早上我拿出信之后也是这么做的。我马上发现所有的纸张都是整整齐齐的。
　　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把那一张纸错开位置。但我最担心的是其他的可能性。是不是有人翻了我的盒子找钱？找情报？他们又是谁？
　　我躺在床上，怀疑自己的神经是否正常。我询问自己是不是因为恐惧而在胡思乱想。以前在正常情况下的那种乐观态度已经荡然无存，何况我的确是太累了。大约有一个小时我就这样躺在黑暗之中，没精打采，不断地告诫自己：旅途的艰辛最终使我抵挡不住了，我很快就会找到穿过前面森林的道路的，我有的是机会——但一转眼又对这一切表示怀疑。终于，我脑海里的最后一点秩序紊乱了，人也昏昏欲睡。我想到即将到来的舞会，就像小学生似的，开始考虑该穿什么衣服，会遇到什么人，我该怎样向别人介绍自己，以便给别人留下良好的印象。
　　我猛地在床上坐直身子，歇了一会儿，站了起来，摸了一把跟马刀一起挂在墙壁钉子上的匕首，又想了一阵子，朝戈尔洛夫那边跑去。我把他从沉睡中拖起来，拽到我的房间，他感到莫名其妙。我锁好门，转过身来面对着他说：“我要摇铃子把男服务员叫来，戈尔洛夫。我要问他一些他不会拒绝回答的问题。我知道他会讲法语和德语。但他是俄国人。我想如果用他的本国语言，就更容易了解到事情的真相。”
　　“叫男服务员？那是怎么——”
　　“有人搜查了我的房间。我敢肯定。”
　　“为什么？你的钱带在身上——尽管数量不多。”
　　“我只是不喜欢别人窥探我。”
　　戈尔洛夫拧着眉毛，眯着眼，以为我失去了自制。“听我说！”我仍然固执己见。“昨天我把旅行制服和内衣给男服务员，让他给我洗好，熨平。”我指着窗户旁边的架子。“这就是制服，现在就挂在这儿！他后来又到这儿来过。他有钥匙。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帮助任何人进出。我要摇铃子把他找来。”说着，我把铃绳拉了一下。
　　很快就有了敲门声。我开了门，男服务员的口吻在我看来极其恭敬，他说：“什么事，先生？【原文为法语。――译注】”我让他进来；他犹豫了一下，走了进来，看见戈尔洛夫也在里面，两腿发软。我锁上门，他转过身来，然后一动不动地站着。
　　我两眼瞪着他，只见他长着一头浅棕色的头发，一张典型的斯拉夫人的脸，面部正中间长着一个朝上翘的鼻子，看样子顶多十二岁。他站在那儿，脸色陡变，显出一副昏昏欲睡的憨态。
　　“昨天，”我用法语说。“我给你脏衣服。你把洗干净了的衣服拿回来，放在了这里。可你让别的什么人进来了。”
　　“哦，没有，先生！”
　　我从钉子上取下匕首，慢慢地拉掉刀鞘，把刀鞘扔到床上；然后用左手的食指头抵着刀尖，不停地拨弄着刀刃。“是的，有这回事。你还让别人到了戈尔洛夫伯爵的房子里。”
　　男孩望了望戈尔洛夫，可他脸上毫无表情。他又看着我，我发现他的嘴唇在颤抖，便继续问道：“有没有这回事？”
　　他张开了嘴巴，可是说不出话来，正在摇头表示否认的时候，我一下子跳到他的跟前，伸出左手抓住他的后脑勺——不是扯他的头发，而是攥着脖子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更显得阴森可怖——把匕首尖顶住他下巴下面没有骨头的肌肉。我的鼻子离他的鼻子只有一英寸，我低声说：“我可不怕杀孩子。那些土耳其人在我看来都是孩子，我杀了好多土耳其人。是谁？你把谁带进了我的房间？”
　　我捏住他上脊椎的手可以感觉到他的腿在打颤。他脸上的憨态全无，直瞪瞪地看着我的眼睛，说：“没有谁，先生。”
　　我眼角的余光可以看到戈尔洛夫在摇头。他走上前来，推开了匕首，恳求我别杀了这个孩子。他的请求十分热切，但与我的意图大相径庭（因为我非但不想伤害这个孩子，而且正要宣布他的无辜），于是我估摸着他是想让我扮演得更凶狠一点。我真的变得更加杀气腾腾，听到戈尔洛夫求情，我后退了几步，挥舞着匕首，就在戈尔洛夫跟孩子说话的当儿，朝他们俩投去暴戾的凶光。突然，戈尔洛夫自己把孩子攥住，就像提起潘特金那样把他提到半空中，屁股朝下地扔到床上。接着，他后退了几步，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，开始讲起俄语来。
　　那个孩子目光呆滞地坐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。戈尔洛夫不停地说着，孩子的眼睛在我们俩之间看来看去。戈尔洛夫那洪亮的嗓音一起一落地吐着俄语中的一个个音节，仿佛一把孤独的大提琴在奏着挽歌。孩子的胸脯起伏着，他在哭。
　　哭声越来越凄惨，越来越不可控制。戈尔洛夫刚才还猫着腰，双手扶着膝盖，向那个不知所措的孩子讲着话，这时他伸直了腰；为了不让那个孩子听见，他慢慢地走到我跟前才说：“我告诉他，你跟他发火不是因为他撒了谎，背叛了你，而是因为他让你失望了。我告诉他，这个旅店里其他的外国人因为他是俄国人，又出身农村，都把他当作垃圾。可你喜欢他，还告诉了我——我，戈尔洛夫伯爵，你跟我交朋友给了我很大的面子——说是你认为这个男服务员很有前途，将来可以去当一个好兵。我告诉他，正是因为你对他有了好感才信任他，把制服交给他。因为其他路过这个旅店的军人都是把肮脏的制服扔给他，把污浊的靴子抛给他，指望他跟狗一样给他们舔干净，而你的制服却不是这样，因为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人。你是不允许任何人碰你的制服的，可是因为你信得过他，就把制服交给他了。而他却背叛了你，这才伤透了你的心。”
　　看着孩子哭泣，我很不自在。戈尔洛夫又在我的耳边补充了一句：“可是我告诉他，如果他能够表明自己不是一个普通的、没有出息的狗杂种，只配挨鞭子、替别人撒谎，而是具有军人的素质，敢于站在他的长官面前说明事实真相的话，你是会原谅他的。”
　　他又走回到那个孩子跟前，用俄语问了一个问题，立刻就得到了答复。“他说旅店的老板到过你的房间，去搜查隐藏着的钱财。他总是干这种事，不是要偷人家的，而是想知道如果他用最昂贵的好酒把你灌醉了，跟你讨账的时候，你付不付得起这个钱。”那个孩子抽泣着，不时地哽咽住。他是断断续续地说出这番话的。
　　我踱着步来到窗前，注视着外面，然后转过身来，大步走到戈尔洛夫和那个孩子面前，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。“戈尔洛夫，你告诉他，对他所做的一切我完全原谅了；我今后还会毫不犹豫地信任他。他把实话告诉了我，证明了我当初的看法是正确的。任何人也不会知道他泄露了任何事情。这一点我本人可以保证，如果有谁威胁他，我就宰了谁。”我找到我的包，拿出那件制服——是有银色肩章的蓝色上衣。戈尔洛夫煞有介事地用俄语转述我这番话的前半部分。趁这个机会我把紧身上衣和裤子递给那个孩子。“这个，”我说。“是我最漂亮的制服。给我熨好，我明天参加舞会要穿。我就把这事托付他了。”
　　那个孩子站起身来，并不需要翻译。他深深地鞠了一躬，我感到有点羞愧；但看到他抬头时脸上有喜悦的神色，我心中又释然了。他转身要走的时候，我从口袋里抽出钱包，但戈尔洛夫轻轻拍了一下我的手，皱了皱眉。
　　就剩我们俩在一块了，我对戈尔洛夫说：“他知道我不会伤害他的。”
　　“哦，不。他相信你会杀了他的。他对此一点也不怀疑。他看到有的孩子给人杀了，就像踩死蟑螂似的。他后来之所以要继续撒谎，是因为他觉得那是他唯一的希望。”
　　“我应该给他一点钱的。”
　　“不。他从今以后永远都会对你忠诚的。如果你尊重一个俄国的孩子，他就会不惜性命地为你效劳。”
　　那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，戈尔洛夫和我都一言不发。有那么一两次我觉得他安静得有点古怪，仿佛在端详着我似的，也许那只是我的幻想而已。睡觉的时候我仍把匕首放在枕头底下；我仍然没有睡好。在这寂静而漫长的时光里我想到俄国的马匹，俄国的男服务员，像戈尔洛夫这样的俄国人；朦胧之中我想到一个问题：如果女皇的臣民都是这么神秘莫测，那她本人该是什么样子呢？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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